我的人生理想和社会实践

                              （自序）

    我出生于广东东莞市（县），日本倭寇侵华，我跟父母流浪于农村避

难，直至39年回到家乡篁村定居，那时我已经失学，经常做梦也想回到学校

念书。由于父亲失业，家庭经济困难无法继续上学，但我非常好学，天天捧

着小学和初中的课本，希望有一天我能继续升学，当时家乡的兄姐大部份由

于在进步的抗日团体被国民党解散而暂时回到家乡活动。他们知道我是一个

爱读书的孩子，把我带到被一群知识青年誉为“小鲁迅”“诗人”的张志宽

家里，他的家里很多青年男女聚集一起，讨论形势和互谈革命故事，我听起

来很新鲜，也很有味道，从此，我天天抱着几个月大的小妹妹（因爸爸、妈

妈要谋生，小妹由我带）走到那里，他们给《前进报》、《团结报》我看，

这些都是当时的进步刊物，并陆续给我一些进步小说：如苏联法捷耶夫的

《毁灭》，托尔斯泰的《复活》，肖红的《虹》，易卜生的《娜拉》，毛主

席的《论新阶段》、《论持久战》等。这些都给我得到很大启发，诱导我的

思想渐渐地走向革命，考虑自己的出路与前途。张志宽先生经常叫我写日记

及写读后感给他看，并在兄姐面前表扬我进步快，学习精神好。是他的得意

门生。并准备介绍我到部队办的“中山书院”读书，我感到自己的生活非常

充实，也想到部队读书的新生活很快会到来，便把花衣服偷偷地拿去染黑

了，准备动身的行装。谁知道张志宽被组织上怀疑“托派”受审查，兄姐们

分折我到部队读书这个希望可能会破灭，大家要帮助我找条路，叫我索性去

读东莞师范，不用钱，每月还有40斤粮食补贴。但要初中毕业，考取才能上

学。鼓励我抓紧时间好好学习，乡中有个高中毕业（高才生）的青年教我和

姐姐数理化，每月出题目给我们考一次试。那时，我们的学习最有规律，日

日夜夜伏案学习，不怕父母管束和漫骂，（他们主要怕我挨坏身体），早晨

天还未亮就聚精汇神地学起来，半年后、这位青年为我搞到两个初中毕业证

书（是香港的）叫我们到东坑“东莞师范”应试，并在师范学校附近的朋友

联系上由他们继续帮助我们待毕业后的生活、出路问题。很快日本仔又驻进

东坑和大朗。学校又搬走了，几次来信催我们回校考毕业试，我在大朗的三

同户陈淦泉同志家住，他不让我回校，介绍我们偷过大朗的敌人封锁线到梅

塘参加东江纵队，从此，我成为东江纵队一员战土。

    参队后即到政治学习班学习两个月，才20多天，训练班师生正在操场早

晨跑步，敌人在天未亮就来包围，当时很多领导同志站在半山指挥队伍马上

爬上制高点，我们的训练班与非武装人员一起往竹林方向走到群众家中掩蔽

起来，这场战斗非常激烈，队伍在抢制高点时候很多同志在战斗中牺牲，昨

晚才在保卫连认识一齐唱歌的指导员钟中同志不幸也牺牲了。我非常悲痛，

后部队派兵来增援，敌人在傍晚败退了。当晚我被调到东莞大队当文化教员

和民运员。几个月后又由大队派我一人去莞太线的河田征收公粮，我真不愿

离开部队，怕部队因张志宽托派嫌疑而不要我，幼稚地要政委答应条件一完

成征粮任务再调回部队。我在河田工作很积极，晚晚开群众大会（分村一片

片开）宣传征粮、保证部队给养的意义，工作开展非常顺利，一个月完成了

任务，把公粮代金由群众送我带回部队，刚好碰到东江流动剧团挑选团员，

选上了我，我非常高兴。由于剧团的流动性大，我身体不好，达旦通宵抄剧

本，发冷又不能停，领导见我身体十分残弱，把我调回政治处当文书，劝我

回家休息两个月，身体好转再回部队，我内心又怕部队不要我不同意回家休

息养病，坚持带病工作，写入党申请书，脑子里总是闪着“共产党”三个

字。不久，我入党的申请可喜地被批准了，也举行入党宣誓。时为1945年4月

20日。我同时也被调到路西税总站当文书，后税总站改为税务局时是督导处

政府领导，我被分配到局的办公室工作。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对我部队用填空格的战术，大举进攻和围剿，企图

消灭我们，当时我部队采取的对策是：非武装人员化整为零，派到城市或外

区做地下工作，使部队能精干灵活应付极端恶劣的环境。当时也通知我往香

港暂避锋芒，我真不愿意离开部队，要同战士一起同生死共命运，怕部队不

要我。后来非去不可，答应我去20天，并说到港后有人凭着今天给你的暗号

联系，港方同我联系时，叫我到试学官那里考试，当时去考有两人，只我考

到了取得“关书”，到大埔市立小学教书。把工资30%交给组织，以养还未找

到工作的同志，我对这个办法非常拥护。

    1946年春，毛主席到了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签了“双十协定”，为了广

东和平，为了给群众和平日子休养生息，决定把在广东活动的东江纵队撤到

山东烟台，而我也有幸接到通知，回部队北撤。本来在香港教书的生活是安

定的，但能跟部队北撤更加有意义，可能还有机会到山东等大学专科读书，

符合我的理想。我高兴极了。

    在山东三年多，我先后在教导团、军政大学五大队、二团政治处当技术

书记。部队在49年要打回广东，一度调我到非武装的妇女大队作文书，被选

为支部的宣传委员。大家团结一致，共同学习。约半年后即50年元旦过后回

到广东，在四团政治处任技术书记，宣布为正连级干部。同年五月由部队转

业到地方，我担任东江财委秘书（严向民专员兼财委主任）。我做了些承上

转下的工作。51年2-3月间，我被调到中山人民银行中心支行工作，为人秘股

长。成立粤中银行后为粤中区银行人秘处长。56年粤中区分为佛山、肇庆两

个地区，我留佛山，在中心支行（57年）为副行长，59年任行长。63年惠阳

地区恢复，我在惠阳地区中心支行任行长。68年文革期间到了五七干校，我

的精神受到很大折磨，什么刘少奇黑手，三反份子，帽子一大堆，批斗我三

十七埸，我思想最不通的，说我不够条件做党员，停止我的组织生活，不收

我的党费，我决心每月把党费积起来，打算我乏前交给组织。我坚信共产党

是光荣、伟大、正确的，将来一定会纠偏的。不久林彪事件出来，72年我被

调回到财税银合并一个单位由我负主要责任，二年后财税银分家我还是回到

银行任行长。

    我一生做银行工作较长，工作运作较熟，能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发挥银行

作用。我认识到银行是国民经济综合部门，可通过企业向银行报送的旬报、

月报、分析经济活动情况，发现企业进销活动，库存结构有不合理信号时即

组织人员深入调查与企业研究解决，如滞销商品多或货不对版，市场商品奇

缺等，即向党委汇报，将信息反馈。一方面利用银行联系面广的特点，进行

穿针引线，调剂余缺。在筹集资金支持生产促进商品流通、扩大商品流通方

面，银行就要发挥作用。深入基层了解农贷发放情况，组织贮蓄，深入农村

蹲点，发动存款，使银行有足够的资金发放贷款，支持生产建设和为群众生

活需要服务。对银行队伍建设上，从实际出发，我是以主动的态度解决干部

奇缺问题，如调查群众收入增加，手上有钱，但不愿储蓄。为什么？主要是

银行干部奇缺，网点不足，弄得群众在银行存取时都要排长队，非常不便，

各行一片呼声要求增人转干部，但各银行的领导人都要国家干部，当时我觉

得这个旧框框一定要打破，在这个情况下为什么不能去劳动局要集体指标吸

收人员，老是向上级要干部，上级行的干部指标早巳用完，我们等也是白

等，后来我向上级请示同意我自下办法，吸收了1000多人，有个别支行还是

不敢要，最后只好由中心支行多吸收100多人来调剂支行人员余缺，解决了

银行人员奇缺问题，真如大旱天时的雨露，各地可以增设网点，减少排队

人，储蓄增加，上级行满意。很快将吸收的集体职工1000多人批准为干部。

    78年三中全会之后，我从惠阳地区调入深圳试办特区。成立深圳市，我

调到市财办当副主任，当时深圳经济十分薄弱，市场商品奇缺，货架空空，

而部门的库存商品又不对路，群众有钱买不到自己需要的东西，原来的旧商

店大部分改为职工宿舍，旧城老街冷冷清清，旅业只有400多个床位，经常大

批香港客因海关下午六时关闸而滞留深圳无处栖身，只好把戏院大门打开接

客坐到天亮，有的在侨社楼梯坐到天亮，不少饮食店、酒楼因缺乏蔬菜和鱼

肉供应，下午六时也关门，群众吃不到饭。供需矛盾非常尖锐。当时中央要

求深训要办成一个现代化的边防城市，旅游城市，工农业出口基地，但当时

资金困难，中央不拨款来，只给政策，实行财政包干，而深圳的经济基础又

非常薄弱，只有几个亏本的小工厂一化肥厂、农机厂、拉丝厂、酱油厂等产

值每年5000万元，建设初期财办的工作真是千头万绪，为了缓和矛盾，根据

市委指示首先抓好商业组织货源，安排市场，同时抓好旅游业，我们在外经

工作上经验十分不足的情况下，为引进外资筹办竹园宾馆等做了大量工作，

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过客住宿问题。在同时还与招商局海通公司合资开设友谊

餐厅和购物中心，并开办友谊商店、免税商店、进出口服务公司等，在财政

资金非常薄弱的情况下依靠中央的政策灵活措施，发挥深圳毗邻港澳的优势

又办起小额贸易，使过境耕作的人群在香港卖了产品带回的港币，能在深圳

买到比香港更平宜的各种日用商品，群众也满意。这样有各条门路从小到大

回笼游资，创了外汇增加了财政收入。为了做好上述工作，我和财办一班人

团结一致深入到商业调查库存，深入街道了解情况，根据群众需要，想方设

法组织货源。如夏天到来，群众手上有钱到处买不到风扇，我们到广州、香

港先后买了20万把风扇回来。很快销售清光。其它商品如饮料、百货等等，

我也亲自到广州找百货公司经理，请求他们拨一批市场紧缺的如汽水饮料、

及高级面油等商品来。当时蔬菜供应非常紧张，除请边县农民挑菜来深外，

还请了东莞、汕头的农民来种菜，特别我们与汕头签了合同来2000人到深圳

种菜，很快深圳本身种的菜供应市场占70%。当然主要市委采取了措施：改

革开放，富民政策，大抓农村种养，外引内联、三来一补、来料加工等。市

场面貌、供求关系为之一新。群众安心于家乡建设不再逃港了。

    八三年五月至八六年九月我由财办调到市委税务局工作，这期间没有正

局长，市委决定由我主持税局工作。我带着为特区筹集资金，为群众办好事

这个思想入税务局的。首先了解到税局人员奇缺，住房问题、家属安排问题

困难重重没有解决，第一是向市委要人，没有人要指标，  同时要解决房子

问题。这些都是要书记解决的，书记很忙，尽管我天天奔跑，行出行入跟着

抓具体分房子的人后面，也是徒然，无济于事，我急中生计了解到书记到大

会堂开会，我就在门口等散会，果然见到周书记出来，就汇报税收潜力很

大、很大，但平均一个人要管100多户企业，我们人缺少，怎么忙得过来，要

求增加起码200人，还要调10多个税务骨干。因为文革十年曾把税务局取消，

现在情况是调来的人初参加工作的多，骨干都超龄了，找到骨干也入不了深

圳，要求特准10个超龄骨干调来（45岁以上），书记同意吸收干部和调入骨

干。但没有房子住，房子必须同时解决，否则干部难以安心。这些出乎我们

单位意料之外，书记都点头了，我带了这个口令马上往组织人事、劳动部门

奔跑，向基建部门汇报，这场奔波很有收获，先后给了200多套住房，调来

的干部和原来未有房子住的干部在较短时间一批批分到了房子，大家高兴到

雀跃起来。关于家属安排工作问题，我心中有数，干部的孩子有高中水平的

可以安排到税局，文化低的可到厨房做后勤工作。开始又见社会上的发票五

花百门，很不统一，难于管理，容易出问题，也有假发票，算了一下税务局

当时的规模，一年发票需要120万本，每本50张，数量不少，不如由局办一个

印刷厂自己印发票。办厂既能方便管理发票，又可以安排家属工作，又增加

财政收入。但局里也有些人反对，思想不通，什么我们税务局是管收税的，

管这些闲事干什么。我让大家辨论，还是办印刷厂好，一举两得，就下决心

了。到现在这个小印刷厂已有现代化机器，又可以印刊物书籍，发展得很

好。

    如何提高现有干部的文化水平、专业水平，当时局里只有一个60岁的

老科长是大学生，其余新干部都是中学生。记得我们曾派人到省的中山大

学、岭南大学要些毕业分配指标，但都不肯来税局，想去搞外贸，只有一

个女学生的家庭父母来税局谈好毕业分配到税局要税局收下来，以为她一

定来税局的。但她又突然走到外贸部门工作，不肯来了。我下决心自己培

养，马上办学习班，干部轮流学习。又同深圳大学联系帮助办一个税务大

专班，校舍由税务局解决，师资与深大共同研究解决（可往北京或省请老

师），两年培养一批大专学生，轮班下去，很多青年都有税务大专水平

了。另外作知识投资，就是税局的高中程度干部，有志升大学，考取的可

以去读，工资由税局发。这一年有几个人读完大学毕业回到税局工作。这

样一来，税局的文化、专业水平起码提高一级，干部在生活上得到照顾，

房子家庭安排得到解决，无后顾之忧安居而乐业，自然积极性大大发挥。

如何扩大税源，增加收入挖潜力，开新税、提建议、想办法，支持特区建

设。税局本来认为上级交的任务太重，不愿接受，结果每年完成任务都翻

一番多。群众的力量多么伟大，税收任务超额完成。我个人力量是有限

的，不过是沧海一粟而已。

    当时的市委付书记周鼎同志对税局工作支持很大，工作很满意。群

众对我很信任，评我为“三八红旗手”，受到市委表扬。

    离休后，我从繁忙工作中退下来，  自然很不习惯。我在税务学会

工作三年，后参加组织东江纵队老战士联谊会，继续为人民服务，税务

局和市老龄委评我“老有所为奖”。我时时想着过去的战争年代，先烈

抛头颅，洒热血，打倒“三座大山”才有今天的改革开放，一片辉煌，

自己天天想着献了青春还想献白发，要学春蚕到死丝方尽。可人老病多

行路艰难，但我有决心继承东纵精神这面红旗，对过去历史要回忆，对

今天辉煌的感怀，都要写成诗，以影响和教育子孙后代。